1979年8月25日,首都,國防科工委某辦公室。
窗外,長安街上的行道樹在夏末的傍晚紋絲不動,空氣裏浮着一層看不見的燥熱。
辦公室裏,那部紅色專線電話在三個小時內響了第四次。
“叮鈴鈴——”
鈴聲短促而尖銳,在悶熱的時節顯得格外刺耳。
桌後的男人放下鋼筆,抬起頭。
他五十多歲,頭髮花白了大半,但梳得一絲不苟。
深灰色襯衣的領口扣得嚴嚴實實,可額角細密的汗珠還是暴露了他此刻的心情。
他是錢大昌,某型號導彈慣性制導系統副總設計師之一。
“我是錢大昌。”電話鈴聲剛響到第二聲,錢大昌就拿起了話筒。
電話那頭傳來急促的彙報。
錢大昌聽着,眉頭一點點緊。
顯然,傳來的不是什麼好消息。
“......還是不行?”他忍不住打斷了對方,“第七次地面模擬測試,姿態角漂移還是超標?”
話筒裏傳來一陣含糊的解釋,夾雜着電流的雜音。
錢大昌沉默了幾秒,目光落在桌角那份攤開的文件上——《關於“東風五號”全程飛行試驗準備情況的第三次彙報》。
文件首頁,用紅筆圈出了一行字:“慣性測量單元精度需在9月30日前完成最終標定與交付。
今天已經是8月25日。
距離那個日期,還有三十五天。
而導彈定型試驗的時間表,早在半年前就已經敲定,牽一髮而動全身。
距離“東風五號”向太平洋預定海域發射的全系統合練,還有不到十個月。
“我知道了。”錢大昌的聲音低了下去,“你們繼續排查,我......再問問八二七廠那邊。”
掛斷電話,他疲憊地嘆了口氣,沒有立刻撥下一個號碼,而是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用手指重重地按壓着太陽穴。
片刻後,他重新戴上眼鏡,拉開抽屜,從最裏面翻出一個牛皮紙筆記本。
筆記本的封面已經磨損,邊角捲起,顯然已經有些年頭了。
他翻到某一頁。
那一頁貼着幾張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戈壁灘上的試驗場,沙丘連綿,天空湛藍。
照片正中,一枚銀白色的導彈靜靜地立在發射架上,彈體上刷着“東風”兩個紅字。
照片下面,用鋼筆寫着一行小字:“1973年4月,東風五號飛行試驗,因制導系統失穩,導彈在空中自毀。
那是錢大昌職業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
導彈起飛時一切正常,可飛行到中段,制導系統失穩。
指揮大廳裏,所有人的心都揪緊了。
眼睜睜看着導彈發出四十二秒後在空中炸燬,那沖天的火光和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是錢大昌一輩子的心病。
試驗失敗。
原因查了三個月,最後鎖定在慣性平臺的一個關鍵部件——正是八二七廠現在攻關的那一類零件。
當時的加工精度,卡在零點零一毫米。而設計要求,是零點零零五。
六年過去了。
技術迭代了,設備更新了,可那個坎,好像還在那兒。
而一九七九年,對中國人來說,是個多事之秋。
二月,南邊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
仗打了一個月,我軍雖然取得大勝,但傷亡兩萬七千餘人。
戰後總結會上,一條條血淋淋的教訓被擺上檯面:炮彈啞火、槍支卡殼、通訊中斷......
更讓人揪心的是,二炮部隊雖然參戰了,可當時的戰略導彈射程動輒幾百上千公裏,打不到近在咫尺的戰術目標。
空軍也“引而不發”——不是不想打,是精確打擊能力跟不上。
仗打完了,結論也清楚了:常規武器的精度和可靠性,是未來戰爭的生命線。
而比南邊更讓人睡不着覺的,是北邊。
一九六九年珍寶島衝突後,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坦克、火炮、導彈,密密麻麻。
以科大爲首的諸多科研軍工單位也爲此南遷。
“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不是一句空話,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十年來從未真正散去。
中國手裏最重的籌碼,是還在研製的東風五號。
“沒有洲際火箭,中國人睡不好覺”,這絕不是一句空話。
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央將”洲際導彈、潛地導彈和通信衛星”列爲“三抓”任務,要求一九八〇年必須完成全程試驗。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各項準備工作全面啓動。
就在八二七廠攻關的那幾個月————————九七八年十月到一九七九年七月,東風五號密集進行了四次低彈道和兩次高彈道飛行試驗。
每次試驗都在逼近那個終極目標:一九八〇年向太平洋發射,射程九千公裏以上,半小時內命中預定海域。
“東風五號”的“眼睛”,就是高精度慣性制導系統。
系統裏最核心的測量部件,有一批關鍵零件的加工任務,落在了皖南山溝裏的八二七廠。
錢大昌重新坐直,拿起話筒,撥通了一個經過數道轉接的號碼。
這個號碼,他這一年已經打了不下幾十次。
線路接通的聲音漫長而單調。
“喂,八二七廠總工辦,請問哪裏?”接電話的是個年輕女聲。
“我找韓維義總工程師。這裏是,我是錢大昌。”
“錢總師!您稍等,我馬上請韓工!”
等待的間隙,錢大昌的目光再次落到桌上那份文件。
紅圈裏的“9月30日”,像一隻充血的眼睛,死死盯着他。
“錢總師!”韓維義的聲音從話筒裏傳來,帶着輕微的喘息聲,顯然是跑着來接的電話。
“老韓,”錢大昌沒有寒暄,直接問,“進度怎麼樣?"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
“最新精度達到了零點零零七,但還是差了兩個微米。新方案,”韓維義頓了頓,“計算機輔助設計那邊,有進展,但還需要時間。”
“時間?”錢大昌的聲音沉了下去:
“老韓,我跟你交個底。九月底,東風五號第四次高彈道試驗,發射窗口已經定了。這批零件,是裝彈的。裝不上去,試驗就得推遲。推遲一次,你知道意味着什麼嗎?”
韓維義沒說話。
錢大昌頓了頓,語氣緩了些,卻更重了:
“老韓,七三年,東風五號第三次全程試驗失敗,周總理親自批了暫緩計劃。那時候我就在現場,看着火箭掉下來,炸成一團火。從那以後,我每天晚上閉上眼睛,就是那團火。
“咱們搞了六年,六年啊。從暫緩到重啓,從失敗到再試。今年好不容易看到點曙光,不能再栽在那兩個微米上。”
錢大昌頓了頓,又補充道:
“我今天剛接到報告,地面模擬測試,姿態角漂移又超標了。問題很可能就出在你們那批零件的精度穩定性上。'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瞬,只剩下電流的“滋滋”聲。
“錢總師,”韓維義的聲音有些發乾:
“我們......正在全力攻關。傳統工藝路線確實遇到了瓶頸,卡死了。我們找到了一條攻關方向,但時間有些緊張,因此又開闢了第二條技術路線——計算機輔助設計,目前進展還不錯,如果成功,能大幅提高效率....……”
“別跟我說這些。”錢大昌打斷了他:
“老韓,我要的不是論文,不是方向,更不是如果!是能裝上導彈,能經得起上萬公裏飛行、高溫高壓振動考驗的合格零件!是能達到目標的精度!是三十五天後能準時交付!”
他的聲音不自覺地提高了一些,顯得有些嚴厲。
而電話那頭的韓維義呼吸粗重了幾分。
“錢總師,”韓維義的聲音變得異常堅定,甚至帶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勁:
“我韓維義在軍工口乾了二十一年,從技術員幹到總工,沒撂挑子,沒說過軟話。今天,我給您立個軍令狀。”
他頓了頓,一字一句:
“九月二十日,第一批改進後的零件,精度穩定達到零點零零五毫米,我親自押送樣件到B),請總體單位複測。如果達不到,不用您我的職,我韓維義自己打報告,摘了這頂總工的帽子,滾出八二七廠。”
電話兩頭,同時陷入了寂靜。
錢大昌握着話筒,忽然也有些後悔把話說重了。
他和韓維義一起參加過原子彈的試射,他也是韓維義的老戰友、老上級。
他能想象出,山溝裏那個老工程師此刻的決心。
二十一年。
從風華正茂到兩鬢斑白,最好的年華都埋在了山溝裏,跟圖紙、機牀、精度較勁。
這樣的人,說出“摘帽子滾蛋”的話,不是賭氣,是押上了一生的聲譽和尊嚴。
“......老韓,”錢大昌的聲音低了下來,不再有剛纔的鋒芒,只剩下深深的疲憊和託付:
“我不是逼你。是時間不等人,是導彈不等人,是國家......等不起。南邊流的血,北邊架着的炮,你我都清楚。‘東風五號’能不能如期打出去,打得準不準,你們那批零件,是關鍵中的關鍵。”
“老韓,”他忽然說,“我給你講個事。”
“您說。”
“七三年,我去西北某試驗基地。那時候東風五號第三次低彈道試驗,還是失敗。從發射場回來,基地首長見我情緒低落,特地請我喝酒。就我們倆,一瓶二鍋頭,一碟花生米。”
“首長跟我說:“老錢,咱們這代人,從朝鮮戰場下來,就沒打過富裕仗。美國人用計算機算彈道,咱們用算盤;美國人用精密機牀加工零件,咱們的老師傅用手搖車牀一點一點。可原子彈炸了,衛星上天了,導彈也豎起來
了。”
“他說:‘靠的是什麼?不是設備,是人。是那些肯用算盤跟計算機較勁的人,是那些肯用手搖車牀跟精密機牀較勁的人。”
錢大昌頓了頓:
“老韓,我現在把這句話轉給你。設備不行,就想辦法。辦法總比困難多。但九月中旬,我要看到合格樣件。這是死命令。”
“就按你說的,九月二十日。我......等你的消息。
“啪嗒。”
電話掛斷了。
忙音響起,縈繞良久,久久未散。
辦公室裏,重新只剩下座鐘“咔噠、咔噠”的走秒聲。
還有,一個老科學家沉重的嘆息。
八二七廠,總工程師辦公室。
韓維義慢慢放下已經被汗水浸得有些發粘的話筒。
“九月二十日......”
他喃喃地重複了一遍這個日期,然後,他猛地轉過身,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大步走出辦公室,砰地一聲帶上門。
走廊的燈還沒亮,昏暗的光線裏,他的背影挺得筆直,像一根壓滿了重擔卻不肯彎曲的老松。
八二七廠,三號樓地下機房。
夜。
時間是1979年8月28日,深夜,十一點四十七分。
日光燈管發出穩定而輕微的嗡鳴,是這間恆溫恆溼的房間裏唯一持續的背景音。
趙遠航來之後,確認計算機輔助設計確實可行後,陸懷民和趙遠航每天的上機時間便從每天四小時調整到了十六小時了。
而沈一鳴那邊,已經調整到了第六版方案了,同時把所有影響精度的因素重新調整了一遍,但精度還差兩個微米。
控制檯前,三把厚重的木椅。
陸懷民坐在左邊,身體前傾,眼睛幾乎要貼到十四英寸的單色顯示器上。
趙遠航和劉明坐在右邊,同樣身體前傾。
兩人中間的桌面上,攤滿了寫滿公式和流程圖的草稿紙,有些已經被橡皮擦得發毛,有些被紅藍鉛筆劃滿了標記。
幾個空了的搪瓷缸子散落在角落,裏面殘留着深褐色的茶垢。
徐海科長坐在靠門的一張舊藤椅上,手裏拿着一本《無線電》雜誌,但一頁都沒翻過去。
他的目光每隔幾分鐘,就不由自主地瞟向控制檯前那兩個彷彿在椅子上的背影,然後又迅速移開。
他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個深夜了。
從趙遠航和陸懷民組成攻關小組,目標鎖定”專用化優化GD-P1程序,實現夾具的可靠三維幹涉檢查”開始,這間地下機房的燈,幾乎夜夜亮到凌晨。
最初的興奮和順暢很快過去,真正的硬骨頭一塊塊露出來。
二維參數化相對順利,但一到三維空間,問題層出不窮。
DJS-183的512KB內存,在龐大的頂點數據和矩陣運算面前捉襟見肘。
一個稍複雜的裝配體,數據還沒算完,內存就報警。
“消隱”算法更是噩夢。
陸懷民最初基於深度判斷的“過濾”想法方向,但效率太低,且對凹形體無效。
趙遠航嘗試引入更高效的“光線投射”思路,但計算量呈指數級增長,183的CPU不堪重負,模型旋轉一幀需要十幾秒,而且閃爍,丟線、畫面撕裂。
他們試了邊界表示的數據結構,但存儲關係複雜,183的內存立刻告急。
退而求其次,只能重新嘗試其他方法。
時間,就在一次次編譯、運行、報錯、調試、再編譯的循環中,無情流逝。
8月20日,第一次集成測試,程序崩潰,數據丟失。
8月22日,第二次測試,消隱錯誤,不該消失的線消失了,該消失的還在。
8月25日,第三次測試,內存溢出,系統保護性重啓。
今天,8月28日,是第四次集成測試。
已經過了零點。
現在,已經是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凌晨。